近年来，工商和市场监管部门认真履行职责，积极应对传销手法的变化，在党委政府领导下，与公安等部门并肩作战，严厉打击传销活动，付出了艰辛的努力和汗水，有力维护了社会稳定和群众利益。绝大多数传销类行政处罚决定很难被当事人通过复议、诉讼推翻，但也有被判撤销或确认违法的。值得注意的是，在部分近似的案件中，不同法院出现了同案不同判、同一法律条文理解不一致、裁判标准不一致的情况，对此，我们应如何看待和应对，值得研究讨论。现挑选几起案件分析如下：

　　部分传销类行政诉讼案介绍

　　第一，行政程序与刑事程序交织的案件。

　　案件1：当事人A诉工商局，工商局胜诉。

　　2012年4月，工商局对某购物联盟网站涉嫌传销行为立案调查。该网站在当事人A控制下，运行虚拟货币炒作的虚拟股票系统，层层发展会员，按照会员不同级别给予奖励。工商局依照《禁止传销条例》于2012年8月作出没收违法所得和罚款的处罚决定后，将案件移送公安部门。在平行的刑事程序中，A因涉嫌传销，于2012年5月被公安部门刑拘，经逮捕、公诉，于2014年2月被判处有期徒刑和罚金。

　　争议焦点是A被公安部门立案、刑拘后，工商局还能否处罚。A认为，工商局明知A已被刑事立案并被刑拘、逮捕，应将案件移送给公安部门，却未移送，构成了程序违法。工商局称有权处罚后移送。法院认为，根据《行政处罚法》第22条、第38条和《禁止传销条例》，工商局有权对A实施处罚，且不影响对涉嫌犯罪行为的移送，驳回了A的诉讼请求。

　　案件2： 当事人B诉工商局，工商局被判违法。

　　2013年7月，工商局对当事人B从事“纯资本运作”传销立案调查，8月，工商、公安联席办案，B当日被刑拘，9月被逮捕。10月，工商局作出行政处罚决定，没收B的轿车和传销资金。2014年9月，B在刑事程序中被以传销罪判处有期徒刑和罚金。

　　争议焦点是B涉嫌传销犯罪被公安部门刑拘后，工商局能否对其进行处罚。法院认为，工商局在查处B的传销行为时，公安部门已对B采取强制措施并立案侦查，工商局在已知该情况后，未将B的涉案物品移送公安部门，违反法定程序。然而，法院并未撤销工商局的处罚，而是认为，对B的刑事判决未对其传销资金和传销工具作出罚没处理，故撤销工商局处罚将对国家利益造成重大损失，最终判工商局行政处罚决定违法，并责令工商局采取补救措施。

　　第二，为传销提供便利条件的案件。

　　案件3： 当事人C公司诉工商局，工商局胜诉。

　　当事人C公司将其所有的某大厦19层房屋租给YFT公司，并收取了租金。后YFT公司控制人因从事YFT项目传销被判刑。工商局以为传销提供培训场所为由对C公司作出处罚，没收违法所得（租金）并罚款。

　　争议焦点是行政处罚是否应考虑被处罚人主观过错。C公司认为，将自己房屋对外出租作办公之用取得收益，是行使权利的正当行为，且对传销活动不知情，缺乏辨别、侦破传销犯罪的专业能力，不存在主观过错，不应承担责任；工商局称，为传销提供场所的行为不存在主观要素限定，应从客观事实进行认定。法院认为，《禁止传销条例》并未要求被处罚人主观上明知，只要客观上构成为传销行为提供场所的行为，即可处罚，驳回了C公司诉讼请求。

　　案件4 ：当事人D诉工商局，工商局胜诉。

　　当事人D从房东处租来某楼后，将四、五层租给甲和乙，收取了租金。后公安部门在该楼四、五层抓获62名传销培训活动人员，拘留包括甲乙在内多人。工商局认为D的行为构成为传销行为提供场所，作出处罚，没收违法所得并罚款。

　　争议焦点仍是行政处罚是否需考虑当事人主观状态。D称其对传销活动一直不知情，不应承担责任。法院认为，根据公安部门的《询问笔录》，在四、五楼开展传销培训活动的人员多达62人，D在一楼经营化妆品店，并居住在二楼，理应尽必要的注意和监督义务，知晓上述传销活动。为查明事实，法院还派员前往房屋勘验，证实D可以方便看到出入四、五楼的人。法院因此认定D称对传销活动完全不知情理由不充分，驳回了D的诉讼请求。

　　案件5：当事人F酒店诉工商局，工商局败诉。

　　经事先商谈，F酒店为某会议组织者开出33个房间，并提供酒店会议室。后公安部门在该酒店会议室查获“某民间互助理财”传销活动。工商局根据公安部门提供的线索立案调查，认定F酒店为传销组织提供培训场所，作出处罚。

　　法院未明确指出争议焦点，但认为：原告F酒店作为以住宿、餐饮为主的企业，有义务根据住客的有效身份证件进行登记后提供房间，并及时将入住信息上传公安局系统。但F酒店并不知道住宿人员是传销组织成员，主观上没有违法的故意和重大过失。法院以工商局没有充分证据证明F酒店为传销提供培训场所为由，判决撤销了处罚决定。

　　案件评析和对同案不同判、同一法律条文理解不一致现象的思考

　　第一，行政和刑事程序交织的两个案件评析和思考。

　　从案件1和案件2可以看出，关于刑事立案后工商机关能否对传销行为进行处罚，法院态度似乎并不完全一致。案件1中的法院引用了《行政处罚法》第38条，该条规定，行政调查终结后，应根据不同情况分别作出四种决定：（一）确有应受行政处罚的违法行为的，根据情节轻重及具体情况，作出行政处罚决定；（二）违法行为轻微，依法可以不予行政处罚的，不予行政处罚；（三）违法事实不能成立的，不得给予行政处罚；（四）违法行为已构成犯罪的，移送司法机关。法院似乎隐含了（一）与（四）可以并存而非对立的意思，认为处罚不影响移送。而在案件2中，法院虽未明确对自己提出的争议焦点下结论，但从判决表述看，没有持刑事立案后工商仍可处罚的态度。

　　在这类案件中，其实各地执法部门态度也不一样。有的地方一发现涉嫌犯罪，为尽快出手，立即移送；有的地方为避免执法风险，也立即移送；有的地方因行政案件立案后要录入与公安、检察院共享的信息平台，不得不移送；有的地方处罚完后再移送公安立案；也有的地方公安打击个人，工商处罚公司；公安立案后工商处罚的不多，因一般涉案人财物已被公安控制，行政处罚面临法律和现实的障碍。

　　以上现状背后可能有两个原因：一是法律本身规定不明。《行政处罚法》仅规定违法行为构成犯罪的必须移送，但没有说什么时候移送，处罚前移送还是处罚后移送。《行政处罚法》和国务院《行政执法机关移送涉嫌犯罪案件的规定》，均规定罚款可折抵罚金，工商总局、公安部、最高检《关于加强工商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配合工作若干问题的意见》规定，工商移送前已经处罚的，应将处罚决定书一并抄送公安、检察院，似乎都变相默认了可以罚了再移送。但值得注意的是，《中央办公厅、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国务院法制办等部门<关于加强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工作的意见>的通知》中要求，行政机关执法检查时发现违法行为明显涉嫌犯罪的，应及时向公安通报。公安应立即调查，并作出立案或不予立案的决定。行政机关移送涉嫌犯罪案件时未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，原则上应当在公安决定不予立案或者撤销案件、检察院作出不起诉决定、法院作出无罪判决或免予刑事处罚后，再决定是否给予行政处罚。然而，这里仅仅是说“原则上”。二是办案现实的制约和需要。一发现明显涉嫌犯罪就移送，固然理想，但公安经侦警力有限，任务很重，可能无法接受所有移送案件，如果工商有能力也有精力及时打击，打下一定基础后再移送，有利于形成打击合力，对社会不是坏事而是好事。此外，工商很可能调查过程中才发现涉嫌犯罪，如果不办结就移送，投入的调查取证、司法鉴定等成本难以得到弥补，会面临很大压力，也不利于调动执法办案的积极性。承认差异也许比大一统要更符合部分地方的实际。

　　第二，为传销提供便利条件的三个案件评析和思考。

　　在这三个案件中我们可以看到，法院认识也存在不同。案件3中，法院认为，只要客观上构成为传销行为提供了场所等便利条件的行为，不要求当事人主观上有明知，也不考虑是否有主观故意，即可处罚。而案件4中，法院专门去现场勘验以证实当事人应知，并对当事人称自己不知晓的说辞不予采信，可见该案中法院似乎认为处罚需当事人明知或应知这一主观要件，并未像案件3中那样采取纯客观归责的思路。在案件5中，法院态度有更大不同，认为当事人F酒店因不知住宿人员是传销组织成员，主观上没有违法的故意和重大过失，似乎可推断，法院认为处罚是需要当事人明知和主观过错的。当然案件5事实也略有不同，酒店与出租屋、出租的办公室还是有区别。

　　那么，处罚为传销提供便利条件的行为，是否需要考虑当事人主观状态呢？笔者认为，这是个左右为难的问题。如果不需知晓和主观过错，可能部分房东会受一些委屈，因为要求房东时刻了解租户在屋里做什么，似乎有些苛刻，且房东未经租户允许，可能无权擅自进屋。但是，如果需要知晓和主观过错，则可能使执法办案变得很难，因为明知、应知、主观故意、重大过失往往很难证明，可能导致放纵违法，不利于挤压传销生存空间。各地根据传销严峻形势的不同，可能会采取不同态度。此外，行政法不像刑法那么精细，没有犯罪构成要件、期待可能性等诸多理论，缺乏对主客观、有责性和因果关系等方面的详细分析，这也是引发适用中争议的原因之一。

　　给执法部门的建议

　　第一，建议充分认识不同法院审理思路不一致的现状，理解背后原因。虽然法律文本是明确的，但法官可能受不同知识背景、个体认知、经验和价值评价等因素的影响，而导致法律理解和适用上的差异，且不同案件的事实不可能完全一样。司法责任制改革后，法官的自主判断权和自由裁量权将进一步增强，确有可能产生裁判标准不统一、同案不同判的现象。

　　第二，建议加强法律知识、办案本领、应诉能力的学习和锻炼，了解法院已判案例中的思路。执法人员办案中要做到法律论证充分，证据确凿，证据链和推理严密。办好案件的同时，还要做好应诉准备。目前有些律师已开始专攻各类工商案件，这也为工商办案和应诉带来了挑战。

　　第三，建议多与法院交流，了解其对于法律适用和案件审理的思路，并争取让法院吸收工商部门的合理意见；在审判人员对工商法律法规及执法现状不了解或理解存在偏差时，多做解释和引导；还建议多与检察院、纪检、监察部门沟通，避免执法风险。

　　第四，建议多向系统内法制部门请教，并请其审核把关，多向其他业务条线、兄弟省市、系统外部门学习，借鉴有益做法。依托联席会议制度，寻求其他部门支持，寻求主管领导的支持。如有必要统一法律适用，可直接或通过上级与法院协调，争取出台适用意见。如果难以统一法律适用，或统一后反而不利于各地执法，维持差异也是一种选择。最终目的，都是为了更好履行职责，更好实现监管执法效果，更好维护社会经济秩序和群众利益。（作者：王欣，此文为行政复议应诉案例评析有奖征文活动获奖作品）

　　责任编辑/曾麒